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布局的思考

北辰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贺江川

长沙北辰三角洲全景

　　本文分析了历经40年国有企业改革和20多年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之后，我国国有经济布局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四点有关建议。

　　一、国企改革40年后国有经济布局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40年来，国企改革经历了1978-1992年的“放权让利”时期；1993-2002年的“制度创新”时期；2003-2012年的“国资监管”时期；2013年至今的“分类改革”时期。经过40年基于“单个搞活”思路的国有企业改革和20多年基于“整体搞活”思路的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我国国有经济布局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国有资本不断向基础行业、重化工业和社会服务业集中。

　　本世纪以来，按照1999年9月十五届四中全会确定的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四个领域，国有资本不断向基础行业、重化工业和社会服务业集中。首先，航空、铁路、公路、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领域的国有资本增长速度显著高于整体增长速度，其在国有资本总量中的比重由1999年的11.9%上升到2014年的13.8%。其次，煤炭、石油石化、电力、冶金等四个重化工业，国有资本规模快速增长，由1999年的1.72万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9.13万亿元，2010年以前在国有资本总量中的比重一直在30%以上。再次，社会服务业的国有资本投入大幅增长，在国有资本总量中的比重由1999年的2.9%上升到2014年的21.3%。

　　（二）国有资本在一些重要行业中的比重大幅下降，但在具有垄断地位的行业中仍保持着极高的控制力。

　　在2006年国务院国资委确定的国有经济要保持较强控制力的钢铁、有色、装备制造、建筑、化工等重要行业中，国有资本的比重已大幅下降。而在煤炭开采、石油天然气开采、烟草制品、石油加工、供电供水等工业领域及电信、民航、铁路、港口等服务业，国有资本仍保持着极高的控制力。目前，电信、民航、石油、电力及部分市政公用事业改革虽已启动，但只是实现了政企分离、形成或初步形成了国企之间的相对竞争、初步建立了行业监管框架，在放宽市场准入、允许更多国有与非国有企业参与竞争等方面，非国有资本难以进入。

　　（三）国有资本未能有效发挥提供公共服务、整合调整产业和引领产业发展等政策功能的作用。

　　首先，国有资本更多向竞争性领域集中，公益性领域虽有增长，但较为缓慢。2003至2007年间，公益性领域的国有资本增长较快，但2008年之后，基本与总量增长同步，所占比重稳定在13%左右。这表明国有资本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至少从资本投入增量来看，这一功能并未有效发挥。其次，国有企业在大部分行业中，并没有发挥促进产业整合、改善产业组织结构的功能，而是过多集中于产能过剩行业。截至2014年底，在国家发改委认定为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上市公司中，国有资本比重高达90%。这说明国有资本不仅大量布局在了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而且还缺乏退出、整合的机制与功能。第三，国有资本没有明显发挥引领新兴产业发展的功能。国有资本在航空航天、高铁、核电等少数领域发挥了引领作用，但在其他大多数新兴领域，国有资本规模小、企业数量少、技术力量弱。

　　就目前状况看，未来改革至少面临以下三个问题：

　　（一）国有资本虽不断集中，但国有经济整体布局仍显分散，战线仍然过长。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国民经济特别是工业逐步建立起完整的体系。40年的国企改革和20多年的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使国有资本不断向国家引导的重要行业和领域集中。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集中的趋势和结果主要是通过增量投资完成的，存量调整占比很小。除纺织工业外，所有经济领域的国有资本都保持了不同幅度的增长，尽管过半的国有资本布局在基础行业和重化工业，但仍有40%多的国有资本处于生产加工业和商贸服务业等一般领域。几乎所有国民经济行业都有或多或少的国企存在，工业领域如皮革制品、纺织服装、家具制造等一般加工业，仍有占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1%左右的国企。一些行业的国资规模不大，但国企数量众多，如商贸餐饮业，2014年全国仍有2.44万家国企，占全部国企的15.2%，而从业人员和资产规模仅占6.0%和5.4%。

　　（二）国有企业总体效益虽均有改善，但相对其它企业差距加大，市场竞争力不足，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尤为明显。

　　纵向自我比较，国有工业企业绩效指标均有较大幅度改善，以利润总额测算的净资产收益率由2000年的7.4%，提高到2014年的10.3%。横向与其它企业比较，2000-2014年同期，外资工业企业由11.6%提高到18.9%，民营工业企业由11.4%提高到23.6%，均远高于国企。这一特征与国有资本大量布局在重资产行业有关，也与国有企业历史负担较重有关，但同时也表明国有企业与其它企业间的效率差距在扩大，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持续弱化。

　　（三）中央企业、省属国企、市属国企功能定位没有区别，竞争领域的市属国企（可能也包括省属国企）经常要面对“使命冲突”，在市场竞争规律和政府目标需求之间“纠结”。

　　作为市属国企，理应为城市功能服务。但处于竞争性领域的市属国企，其作为企业的“使命”就是做强做优做大，国资委考核的也是能否做强做优做大。在市场竞争规律的作用下，绝大多数竞争领域的市属国企，必然要走向全国化发展，于是投资、服务、就业、税收等资源也就必然大量集中在其它地域，而对其所属城市，无论是在经济贡献上还是在城市功能服务上，均无多大贡献。而在竞争领域的市属国企中，“使命冲突”的问题在客观上是存在的，虽非企业本意，却是必然结果。

　　二、建议

　　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必须以党的十九大报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遵循，加强顶层设计，注重调查研究，针对主要问题，集中力量突破。

　　（一）应将优化国有经济布局作为主攻方向，进一步明确国资国企有进有退的总方针，不断加强功能性（包括公益性和战略性领域）国资国企，有序退出竞争性（一般竞争领域）国资国企。

　　个人认为，“单个”国有企业微观层面的改革虽仍有可为之处，但相对而言已比较到位和成熟。未来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应在宏观层面，即“整体”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如何进一步调整和优化。

　　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既无优势、也无必要投资布局，而应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对央企而言）以及城市功能（对市属国企而言）上来，即在功能性领域坚决地“进”，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坚决地“退”，进而有为，退而有序，不断加强功能性国资国企，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国资国企。

　　在实践中我们不难看到，无论是国资监管机构，还是竞争性国企本身，涉及到“退”的问题，只要没有上面的明确指令和目标任务，都没有足够的动力和压力去主动实施“退”的工程。要想实现一般竞争领域的存量资产退出和国有经济布局优化，没有上面明确具体的政策指令和任务计划，是不可能自动完成的。

　　（二）中央企业、省属国企、市属国企的功能定位应各有侧重，中央企业应服务于国家战略和国家功能，市属国企应服务于城市功能，省属国企应服务于央企顾不上、市企干不了的本省功能。

　　由于历史的原因，改革开放以后，中央企业大多由各部委转制而来，省属国企和市属国企大多由各厅、局转制而来。可以说，几乎是央企有什么产业，市企也有什么产业。央企曾经“抓大放小”，省企、市企也“抓大放小”，甚至区属企业也“抓大放小”，上行下效，莫此为甚。其实，国家对中央国资国企的功能定位和战略要求，与一个城市对本市国资国企的功能定位和战略要求完全不同。中央企业应服从、服务于国家战略和国家功能，譬如国家安全领域和经济命脉行业，而市属国企应服从、服务于城市目标和城市功能，譬如市政公用设施和城市公共服务领域。同理，省属国企应服从、服务于本省战略目标和功能要求，承担那些“央企顾不上，市企干不了、本省应当管”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任务，譬如省内公路、水利、环保等基础设施。总之，央企应干央企的事，省企应干省企的事，市企应干市企的事，互不相同，各有侧重，形成科学的国有经济布局和国有企业体系，共同支撑起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功能目标。

　　（三）应在国企总体“分类定位”的基础上，明确界定每一家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和改革方向，“一企一策”制定改革重组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2015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将国有企业分为①公益类和商业类，商业类又分为②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和③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其中①和②两类笔者都归于功能性国企，第③类归于竞争性国企。根据这一分类总原则，国资监管机构应在确定辖属国企改革总方案的基础上，明确界定每一家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和改革重组方向，使每一家企业领导班子都能清楚了解本企业的功能定位和改革发展方向，或者坚决走向功能化，或者坚决走向市场化，不要再使命不清，“两头纠结”。

　　（四）确定为功能类的国企应聚焦于功能、任务、成本和服务，并由国有资本投资公司通过增量投资不断强化功能支撑能力；确定为竞争类的国企应聚焦于市场化竞争和国有资本增值，并由国有资本经营公司通过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和整体上市等资本运作方式实施有序进退。

　　纯粹的功能类国企应把全部精力集中于“承担好功能、完成好任务、控制好成本、提供好服务”上面。纯粹的竞争类国企应将全部精力集中于市场化竞争和股东价值最大化上面。难点在于有的国有企业（集团）很难简单界定为纯粹的功能类或纯粹的竞争类，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产业的相关性，两类业务都有，并且很难简单分立切开。这样的企业（集团）需要深入研究，谨慎处理。

　　另一个问题，纯粹的竞争类企业要实现有序进退，可行的方式是混合所有制改革、整体上市等各类资本运作，实施这些运作必须有一个法定的市场主体，国资委显然不能充当此任，这恰好应是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职能定位。但从现实出发，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与国资委同“级别”甚至低一“级别”的权威和职权，在实质上无法真正承担起竞争性国企国有股权的进退流转功能，所以较为现实的做法是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只是做为法律主体和国资进退流转的研究机构和方案制订机构，真正的实操机构还应是国资委，真正的决策者可能是上级党委和政府。

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 推动会展业高质量发展

北辰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李伟东

国家会议中心二期效果图

　　推动首都会展业高质量发展，是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行动，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和服务“四个中心”建设的具体举措，也是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有力抓手。

　　一、紧紧围绕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深刻把握新时代会展业发展重大机遇

　　（一）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从政治高度把握首都城市战略定位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首都会展业高质量发展，必须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的精神要义和丰富内涵，立足首都优势，挖掘市场潜力，注重扬长补短，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着力点，加速人才资源集聚，营造创新发展环境，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探索首都会展业高质量发展道路。

　　1、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提出了“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城市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和深邃思考，是首都擘画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指引。

　　2、“四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是北京服务党和国家发展事业大局的政治担当。

　　3、紧紧围绕“四个中心”首都城市战略定位谋划和加强首都建设和发展，是北京谋篇布局新时代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立足首都会展业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大背景，开启首都会展业发展新征程

　　会展业是衡量一个城市开放度、城市活力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也是拉动城市经济、促进产业发展、优化城市空间、推进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会展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我国构建现代市场体系和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平台。依托首都和总部经济优势，北京会展业软硬件设施日臻完善，服务支撑能力显著提升，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会展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已初步形成会议、展览并行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题材的会展活动有机融合的良好格局。

　　1、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发力，需要首都会展业提供更好平台载体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成功举办一系列主场外交和重大国际会展活动，向世界发出了中国声音，提出了中国方案，展示了中国形象，“中国标准”、“北京服务”誉满中外。这充分体现了会展业作为主场外交的主要载体，在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和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坚定信念等方面的特殊作用。

　　2、首都国际交往中心建设要求会展业必须超前谋划，更好服务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新时代首都会展业发展的要义在于服务国际交往中心建设，根本目的是更好服务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北京已逐渐形成了以京交会为龙头，以科博会、文博会及各类专业性展会为支撑的品牌会展项目格局，为首都会展业立足“四个中心”战略定位，坚持超前谋划，高点站位奠定坚实基础。同时也要求首都会展业具备全球视野、国际眼光，为传播中国声音，塑造中国形象贡献力量，彰显首都会展业的政治意识与政治担当。

　　3、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要求首都会展业需要“跳出北京看北京”，需要坚持高点站位、统筹谋划，推动区域会展业协同发展。首都会展业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谋划和布局，围绕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优化京津冀区域展览业结构，提升区域展览业发展质量，推进展览业协同发展，形成功能互补、产业衔接、各有分工的会展产业新格局，做强做大区域会展产业。近年来，北京市先后制定出台《北京市“十三五”时期会展业发展规划》、《关于进一步促进展览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措施，优化会展业空间布局，加强展会品牌建设，完善会展产业链条，努力培育展会市场主体，倡导创新发展模式，大力推动会展业区域协同发展，为会展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与外部空间，也为有效融入区域协同发展创造了有力条件。

　　二、切实肩负起新时代会展业高质量发展的首都国企使命

　　（一）成为践行国家战略的重要载体，服务党和国家以及市委市政府工作大局、服务国家主场外交和重大会展活动，是北辰集团的初心与使命

　　北辰集团源于亚运，兴于奥运，围绕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的需要，发挥二十多年来服务保障中央在京举办的国务及政务活动的经验和优势，打造首都北京作为中国国际交往中心的重要平台，成为首都会展业发展的映照与见证。北辰集团以最高标准、最快速度、最严作风、最好效果圆满完成了APEC峰会、G20杭州峰会、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等重大活动的服务保障任务，充分践行了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服务首都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的国企责任，精心诠释中国服务的最高标准，北辰会展作为北京服务的优秀代言，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首都会展第一名片”和践行国家战略的重要载体。

　　（二）扛起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新担当

　　北辰集团坚持改革创新，做大做强会展产业，以“9+4+N”的改革模式组建成立北辰会展集团，积极推动新业务领域拓展，成功打造国家级高端政务接待服务品牌、场馆输出管理品牌、研究和咨询业务品牌三个全新服务品牌。作为国内第一家输出管理会展场馆的专业化企业，管理的场馆数量最多，面积规模最大。目前已在全国各省市输出管理11个会展场馆项目，总建筑面积276万平方米。积极发挥政府智库作用，相继承接了京交会方案策划咨询及中长期规划编制、北京市展览业发展研究课题、宁波市会展产业发展规划等一批政府委托的课题项目。同时还为北京、深圳、宁波、西安、南京、长沙、珠海等近20个城市的会展场馆前期选址规划、开发建设、运营管理提供专业咨询服务。

　　（三）以奋斗姿态交出新时代新答卷

　　进入新时代，北辰集团将树立高目标，经营大格局，力争开创新局面。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紧扣“四个中心”首都城市战略定位，聚焦聚力国际交往中心建设，面向未来中国的国际地位，服务于中央和首都国际交往功能需求，以“全球视野、国际标准、中国特色、大国气派、科技引领”为建设目标，将国家会议中心二期打造为新时期首都建设精品力作。坚定站位新时代，改革发展再出发，立足全球视野，站在全球会展活动和全球国际交往活动的从业者角度，来思考和谋划首都会展活动和国际交往活动，以及科技交往活动和文化交往活动，从国内会展行业的竞争者和国际会展行业的学习者，逐渐向国内会展行业的领军者和国际会展行业的参与者、从业者、跟跑者、竞争者到领跑者之一的梯级目标逐步迈进。

　　三、推动首都会展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快形成齐抓共管的新机制。新时代赋予了首都会展业新的责任与担当，推动首都会展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各部门、各领域齐抓共管，以机制建设为突破，凝聚发展合力

　　（一）抓平台突破，建立资源整合机制

　　搭建首都会展业发展平台，加速首都会展资源整合，规范运作管理。加强顶层设计，完善首都会展业发展规划，构建首都会展行业标准，对首都会展业功能定位、产业分工、项目布局、服务配套等影响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进行梳理，制定首都会展业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逐步引导产业层次化，提升项目专业化，推动服务国际化。通过整合资源，发挥会展平台的龙头地位和品牌效应，培育一批竞争力强、覆盖面广、示范引领作用大的龙头企业，努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的北京会展服务品牌。

　　（二）抓政策突破，建立政策协调机制

　　加快建立北京市促进会展业发展联席会议制度，构建统筹协调、专项管理、市场化运营的行业促进体系。改善政策供给环境，细化完善会展业发展规划配套实施细则，发挥政府政策的引导促进作用，构建统筹协调、专项管理、市场化运营的行业促进体系。以政策突破促进市场作用发挥，推进会展业的市场化进程，鼓励通过市场有序竞争促进京津冀会展业要素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

　　（三）抓产业突破，创新优化项目体系

　　充分发挥会展业拉动城市经济、聚合国内外资源、促进产业发展等作用，积极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服务推动首都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为目标，力争建成特色鲜明、差异明显、结构优化、功能完善、发展均衡的产业体系。展览方面以提升项目国际化、推进项目平台化为手段，围绕京交会等重大国际项目，探索推进将人工智能、5G网络、云计算等领先科技产业作为会展业服务重点，为首都优势产业培养和优质产业集聚提供更好平台载体支撑。会议方面突出主场外交、信息交流功能，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打造北京的国际交往中心地位。

　　（四）抓管理突破，建立区域协同机制

　　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建立区域协同机制，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作，理顺会展业发展链条，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逐步理顺政策机制，打破行政壁垒，解决政策偏差，加快区域市场融合，逐步实现区域内展览服务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迅速集结，发挥区域和城市资源优势，努力构建结构合理、梯次分布、特色鲜明的区域会展业格局。

　　（五）抓要素突破，建立人才保障机制

　　鼓励高校按照会展业需求设置专业课程，构建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推进产教融合，培养适应会展业发展需要的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和复合型专门人才。支持会展企业引进高层次专业人才；鼓励中介机构、行业协会与相关院校和培训机构联合培养、培训会展专门人才。

　　（六）抓开放突破，建立国际合作机制

　　增强首都会展市场主体创新能力，发挥会展业对全球资源的聚集作用和推动开放融合的动力作用，推动“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搭建国际合作平台，完善国际合作机制，畅通国际合作渠道，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会展业合作竞争新优势。在科学分析、系统规划的基础上，引进国际、国内资本，多元化融合发展，提高首都会展业的专业化和国际化程度，通过合资、合作、设立基金、共同举办、委托承办等多种手段，引入国际资本和民间资本，全面加速北京会展业的发展。